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纠“左”的努力
“大跃进”运动
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党中央在1957年冬提出了15年赶超英国钢产量的发展目标，在1958年正式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7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否定了八大确认的“既反对右倾保守，又反对急躁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为发动“大跃进”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11月12日至12月2日，省一届二次党代会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了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必须抓住兴修水利和大量积肥两个中心环节，全力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从而揭开了河南“大跃进”运动的序幕。1958年1月29日至2月1日，省委召开常委会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南宁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研究确定河南全面“大跃进”目标，提出了“苦战三年，从根本上改变河南自然面貌”的口号，向全省人民发出了全面“大跃进”的总动员令。其后，经过一个多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动员和发动，各专、市竞相制定“更先进”的跃进目标，并把实现目标的时间一再提前。在这样急于求成、急功近利、急躁狂热的不良心态和思想氛围中，河南“大跃进”运动从农业和农村工作率先开始，后在全省范围内迅猛开展，掀起了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全面“大跃进”。
农业方面，1958年5月，河南宣称经过半年苦战，全省基本实现水利化，在水利建设上放出第一颗“卫星”，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从当年夏收开始，河南农村又接连不断掀起竞放粮食高产“卫星”的浪潮。7月11日，西平县和平农业社放出了全国冬小麦生产的最高纪录——亩产7320斤的“超级卫星”。9月27日，《河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盛赞商丘县五楼公社第八大队亩产35383斤玉米的特大“卫星”。高指标导致“浮夸风”，“浮夸风”又造成高征购，直接酿成了1958年年底到1959年春河南部分农村缺粮断炊和人、畜非正常死亡的严重后果。
工业方面，1957年河南生铁产量只有3600多吨，钢的生产还是空白。1958年3月河南省第一次钢铁会议提出，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保证完成50万吨铁、20万吨钢材的生产任务。之后，全省钢铁计划指标不断攀高。各地掀起了大建小土炉、土高炉的群众运动，大办钢铁的步伐骤然加快。8月，鲁山县率先放出了全省第一颗钢铁“卫星”——日产铁1068.65吨。9月初，省委召开一届十次（扩大）全会，传达贯彻北戴河会议精神，提出坚持“以钢为纲”，迅速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以钢铁为中心的工业生产上来，确保“钢铁元帅”升帐。会后，全省城乡迅速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全民大办钢铁运动。各专、市、县层层建立钢铁生产指挥部，抽调大批劳力在生产一线，昼夜突击开矿、伐木挖煤，用土法炼铁炼钢，甚至把群众做饭的铁锅和铁制用具“砸碎炼铁”。围绕大办钢铁，全省电力、机械、煤炭、运输以及文教卫生等部门纷纷掀起全民大办高潮。
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造成了人力、财力、物力的极大浪费，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以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滋生和诱发了“瞎指挥”“浮夸风”“平调风”等不正之风的严重泛滥。由于大量农村劳动力被占用，造成1958年全省秋作物“丰产不丰收”，人民生活开始发生严重困难。
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大跃进”运动迅猛发展的同时，河南在全国率先实现人民公社化，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1958年春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中，为解决“社小、劳力少”，不便于大兴农田水利的问题，河南一些地方开始突破原有农业社的规模，兴起“小社并大社”热潮。遂平县和平舆县各办了一个6000户左右的大社。1958年7月，《红旗》杂志第4期公开披露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7月中旬，河南正式建立了全省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首先
在河南变为现实，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农村社会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8月6日，毛泽东亲临刚成立的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称赞“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其后，毛泽东“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指示迅速传遍全国城乡，河南农村随即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大办人民公社高潮。至8月底，即北戴河会议刚刚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河南就宣布：全省已经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公社成立初期，河南基本都是仿照《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规定的原则进行运作。经营规模和所有制方面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规模大。修武县宣布实行“一县一社”。所谓“公”，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社员转入公社，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所有，有公社称有衣服都得拿出来，谁需要谁穿，推行了收衣服的办法；分配实行供给制，对社员的基本生活费用全部包干，出现了所谓的“七包”“十包”，甚至“吃饭不要钱”；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体制，统一管理社内一切工农业生产、交换以及文化教育和政治事务，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采取大兵团作战方式组织工农业生产。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于河南“急急忙忙往前闯”，盲目追求“一大二公”，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和群众意愿，导致“共产风”“瞎指挥”等“左”倾错误的严重泛滥，给全省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生产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初步纠“左”和继续“大跃进”
1958年秋冬，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后果开始显现出来。党中央了解到出现的问题后，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积极领导全党整顿人民公社，作了初步纠“左”的努力。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也是较早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领导人。1958年10月中旬起，毛泽东先后赴天津、河北、河南等地调研。11 月2日至10日，他在郑州主持召开有中央和地方部分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形成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在划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问题上，迈出了纠“左”的第一步。随后在武汉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初步提出了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方针政策。会后，全国各地相继开展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但“共产风”仍然刮得很猛。1959年二三月间，毛泽东又在郑州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重点研究、解决公社所有制和“共产风”问题。三四月间，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在纠正“共产风”、整顿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做了进一步的努力。
第一次郑州会议所在地——省委第二招待所旧址 图片来源：《简明河南党史》
党中央和毛泽东把事关纠“左”的两次关键会议放在河南召开，在会议召开前后和会议召开期间，毛泽东多次召集和听取河南省委和部分地、县委的工作汇报，具体指导和帮助河南整顿人民公社，对全省的纠“左”工作发挥了推动作用。
1958年11月中旬至12月底，河南先后召开省委一届十一次全会、省一届三次党代会和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传达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对公社和生产的经营管理、分配、发展多种经营等问题，提出整顿改进措施，并派出工作组赴各地指导、帮助整顿人民公社。1959年2月，省委召开六级干部会议，将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一竿子”插到底，贯彻到基层，会议研究、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对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权限和责任作了较为明确的划分和规定。会后，以整顿人民公社为主要内容的纠“左”工作在全省全面展开。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整社算账”“退赔兑现”取得明显效果，“共产风”严重泛滥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新乡、洛阳等专区农村还重新恢复建立了“包工包产”生产责任制。在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的同时，对1959年的经济计划指标也进行了调整压缩，基层的压力明显减小。
经过近9个月的紧张努力，河南的纠“左”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有所好转。
1959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由前期的纠“左”转向后来对彭德怀等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批判，并作出了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的错误决策。随着全国“反右倾”斗争的大规模开展，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进程被迫中断，“大跃进”高潮再起，“左”倾错误重新泛滥。
1959年八九月间，省委连续召开了一届十四次（扩大）全会和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庐山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精神，联系河南党内实际，揭发批判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和“右倾错误”，重新部署“大跃进”。在“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大跃进”的要求下，全省各条战线又纷纷修订计划，修改指标，组织和动员各方面力量，掀起新一轮的大办水利、大办钢铁、大办社有经济等“大办”高潮。与此相伴，全省农村也重新刮起了一股争相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转变的“过渡风”。继续“大跃进”，使原本就很脆弱的农业经济再次遭受重创。
由于“左”倾错误的一再发展，尤其是高估产导致高征购，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直接酿成了1959年冬1960年春河南部分地区，特别是信阳地区农村因“征购透底”“缺粮断炊”而引发的浮肿病到处蔓延、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严重事件，史称“信阳事件”。这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
（原载于2020年8月版《简明河南党史》）
责任编辑：陈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