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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女南阳会牛郎”系列之三 牵牛星变身南阳小伙儿
河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www.henan.gov.cn   2007年01月04日   来源: 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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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郎、织女原本是天上的两个星体——牵牛星与织女星,它们的“恋情”,大约萌发、形成于东汉时期,并由神与神的相恋逐渐演变为神与人的爱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翻拍资料照片

  是牛郎为追妻上天变成了牵牛星,还是牵牛星演变成南阳小伙儿牛郎?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与诸如圣诞节、情人节等气氛狂热的“洋节”相比,七夕、重阳等中国的一些传统节日长期饱受冷落。但今年的七夕却热度陡升,受人关注。今年上半年,七夕节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恰逢今年闰七月,出现两个七夕,这便导致今年七夕格外热闹,不仅“相亲会”、“情人会”令人目不暇接,更有十几个地方宣布本地是牛郎织女传说的发源地。一时间,“牛郎”争登场,“织女”迷人眼。

  作为民间传说中牛郎织女故事的发生地,南阳无疑颇有竞争力。其他竞争此传说发源地的地方,真正对南阳构成威胁的,一是西安,一是山东沂源。西安的依据很有说服力,该市拥有史书明确记载、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牛郎织女石像;山东沂源则拿出《诗经》为证,《诗经·小雅·大东》最早记载了牵牛、织女,山东人考证,“大东”的中心区域就在今沂源一带。

  初看西安和山东的证据,记者觉得也颇有道理,与“南阳说”的依据各有千秋,难分高下。但深入采访后记者发现,牛郎织女的故事起源于星辰崇拜,有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遥远太空中的两颗星星,被我们的祖先神化、人格化,而后其中一个星星演变成南阳小伙儿,神与神之间的故事演变为人与神之间的爱情,融进了人世间的爱恨情仇,简单的神话由此成为情节完整、婉转凄恻的民间传说。

  从这个角度说,《诗经》的记载和西安的石像,只与神话有关,而南阳才是这个“民间爱情传说”的真正发源地。

  据专家研究,这个变化大概发生于东汉末年至三国年间,现在文字资料中,最先将牛郎织女传说与南阳联系起来的,是东晋诗人苏彦的《七月七日咏织女诗》:“火流凉风至,少昊协素藏。织女思北,牵牛叹南阳……”

  从星星变为神仙

  牛郎、织女原本是天上的两个星体——牵牛星(也叫天鹰座)与织女星(也叫天琴座)。人类仰望浩瀚星空,所看到牵牛星、织女星只有“一水之隔”,但其实它们相隔遥遥。

  它们看起来只是两颗小小的光点,其实都是巨大的星球。织女星的体积是牵牛星的8倍,重量约是其1.5倍。织女星表面温度高达8900℃,比牵牛星高出近2000℃。它们距离地球分别是16光年和26.3光年,相互之间的距离也十分遥远,是16.4光年。就算没有银河阻隔,两个星星要想见上一面,也只能是在梦中了!有人专门计算过,让牛郎使出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的本领,一天翻一万个筋斗,也得花上787年才能与织女星牵手。更何况,牛郎星、织女星跟太阳一样,都是恒星,永远没有相见的机会。

  如果人类早就知道这些,就不会有任何美丽的神话产生了,那将是多么遗憾的事情?!远古的蒙昧,使得我们的祖先面对神奇的大自然,张开了想像的翅膀。面对灿烂星空,他们产生了星辰崇拜,中国有不少神话渊源于此,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魁星、南极老人星等。

  牵牛、织女这样的名字,大概出现在我们的祖先已会养牛、纺织、开始进入农业社会后,可说是根植于中国男耕女织的农耕文明之中。而牵牛星在银河东,织女星在银河西,先民自然把这两颗隔银河相望的星星联系在了一起。每年的七月初七,半个月亮正漂在银河附近,月光使我们看不见银河,古人便以为这时天河消逝,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没了阻隔,有了相见的机会。这一切,似乎应该是美好故事的起点。

  这两颗星星,最早出现在《诗经·小雅·大东》中:“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彼牵牛,不以服箱(看那天上的银河,河水粼粼在放光。但见天上的织女,一天七次行路忙。虽然一天七次行路忙,却总也织不成美丽的花样。看那明亮的牵牛,也不能来回驾车辆)。”

  这几句诗,是西周时代东方诸侯国臣民对周王室的怨愤:银河两岸的织女星、牵牛星,尽管有其名,却不会织布,不能拉车;当今的统治者也是如此,徒有宗主国之虚名而无保护藩属国之实。诗中并没有任何故事情节,织女、牵牛仅是被当作“有其名不务其实”的象征。应该说,《诗经》中的牵牛星、织女星,只是作为一种文化因子,开始进入文学系统之中的。但正是这种“因子”,为这个传说的生成准备了潜在的文化条件。

  先秦时期关于牛郎织女的文献记载很少。到了两汉,这种记载却异常丰富起来。刘邦建都长安时,仿照天上的星辰建造自己的宫殿,把牵牛星、织女星的石人塑像也建到宫苑之中。张衡在《西京赋》中说:“豫章珍馆,揭焉中峙。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而班固所作的《西都赋》也有类似记载:“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

  1961年,考古发现印证了班固和张衡的记载:专家们在汉代昆明池遗址处发现了西汉遗物牵牛、织女石像。如今,这两座石像被西安作为争取牛郎织女传说起源地的有力证据,但其实石像的存在,只能说明当时牵牛星、织女星已被人格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已形成。事实上,商周以来的帝王都城都采用了“象天”的建筑设计思想。秦始皇的都城咸阳,就是仿照天象来布局的,所谓“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刘邦的长安,只是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思想,整个长安城都是“法地象天”,仿照天上的星辰来建造。后来东汉刘秀的都城洛阳,也是如此“敬天、象天”。

  星星与星星之间萌生爱情

  牵牛星与织女星的“恋情”,大约萌发、形成于东汉时期。证据是《古诗十九首》里“迢迢牵牛星”的咏叹: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中没有直言牵牛、织女是夫妻,但织女终日思念牵牛,渴望相见,已有了生动形象和人的灵性与情感,而又“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动人的情节已经具备,隔河相望的两颗星星,被编织入一幕恩爱夫妻受着隔绝之苦的爱情悲剧,坎坷的爱情展示出令人回肠荡气的艺术魅力。

  东汉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南)人应邵编撰的《风俗通义》,则记述了牛郎织女相爱的另一情节:“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髡,因为梁以渡织女故也。”这表明,牛郎织女的故事在东汉十分活跃,每年以喜鹊为桥、七夕相会的情节,在民间广为流传,并融入风俗之中。

  稍后的三国时期,更有不少诗文反映了这一内容。如曹植的《九咏注》说:“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得一会同矣。”可见牵牛、织女已成为诗人们表现爱恋和思念之苦的一种突出、常用的意象。

  民俗专家刘向英在接受采访时介绍,首次完整记载牛郎织女故事的,是南北朝殷芸的《小说》——《月令广义·七月令》:“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女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衽。天帝怒,责令归河东,许一年一度相会。”

  意思是说,天河东岸的织女星,是天帝的女儿,年年在机杼上纺织,织成了锦缎般的云霞天衣,由于劳累,没时间修整容貌。天帝见她独居十分可怜,便把她许配给河西的牵牛。但出嫁后,织女遂废机杼,天帝大怒,责令她回到河东,允许他们一年相会一次。

  而《荆楚岁时记》则另有记述:“牵牛娶织女,借天帝二万钱下礼。久不还,被驱营窟中。”

  这两项记载,似乎都在对牵牛、织女相爱不能相聚做出解释,但与后世的传说大不相同,没有什么情趣也没有风花雪月的爱情,分别把织女塑造成懒媳妇,把牵牛塑造成欠账不还的“老赖”,显然投射了不同的人间百态,显示了传说定型前,关于牵牛织女故事的多样性。

  在这个时候,人们把牵牛、织女附会成“相思离别的男女”,但他们的身份,还都是人格化的星辰,或者说都是天上的神仙。所以当时七夕别称“星期”,是星星与星星之间的期待和相会。

  随后,故事进一步演变、定型,牵牛成为南阳白河边父母双亡的放牛郎。至此,神话完全成为民间的传说,神与神的相恋演变为神与人的爱情,并演绎出情节完整、婉转凄恻的故事,成为中国历史天空中的一抹亮丽彩霞,并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家庭婚姻模式以及封建礼教对人性、人情的束缚,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

  天上织女恋上人间牛郎

  三国时,东吴孙权后宫有七位夫人同时受宠,据说这是后世“七仙女”的原型。在这七位夫人中,王夫人是南阳人,生子名叫孙休,后因失宠被迫搬出国都,居住在公安城,最后死在那里。

  七位夫人中的潘夫人很有传奇性。她父亲是位官员,因贪污被处死,她与姐姐一起入皇宫为奴,在织房做苦工。一日,孙权撞见她,爱其俏丽,召其临幸,成为妃子,后来她生子孙亮,是七房夫人中唯一登上皇后宝座的人。

  此外,孙权的赵夫人特别善于织锦、刺绣,能在手指间用五彩丝线织成云霞、龙凤图案的锦缎,能织出轻薄柔软如轻烟一般的幔帐,当时人称赵夫人的纺织刺绣技术天下无双。

  湖北学者杜汉华经过深入研究认为,牛郎织女传说中织女的形象,就是孙权这三位夫人的融合体。

  杜汉华认为,牛郎织女的故事和“七夕节”的形成,是整个中华民族无数代人的创造,是“心灵之花的结晶”,其主要的源头在汉水流域,可说是起源于汉水,定型于南阳。牛郎织女的星象拟人化地进入了民间的生活,与汉水流域民间的某些生活原型和神话传说交融起来,形成更加有趣、深刻、感人的故事。

  孙权的南阳籍王夫人,与夫君长久分离,故乡人哀怜王夫人与孙权的长期分离,将她与潘夫人、赵夫人融合为一体,构成了民间传说版织女的形象。另外,汉水流域的“穿天节”以及讲述人与神相爱的“郑交甫遇汉水女神故事”,也是牛郎织女传说的源泉。

  出现于汉代的牵牛织女爱情故事,与民间生活原型和其他传说融会,最终由南阳人打造完工,成为织女与“南阳城西20里牛家庄”牛郎之间的婚恋故事,千古传说由此定型。此后,虽然由于地域不同和文化差异,全国东南西北流传的版本有所不同,但基本的情节甚至很多细节却是相同的。

  信阳师范学院的胡安莲女士认为,神话转化为传说,蕴含了更为丰厚的文化内涵,是一次质的变化。她在其论文中说,神话与传说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一,神话的主角是神,而传说的主角是人;其二,神话思维是一种原始的思维,它是对原始时代自然与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传说则明显带有封建时代的阶级意识,深深地打上了各个不同时期的文化烙印;其三,在表述方式上,神话是粗线条的,而传说则更加细腻、传神;其四,神话的内容与主角是相对稳定的,而传说的内容与主角则随着时代地域的不同有着较大的差异。当“神”被赋予了人情、人性,天上的“神”就变成可亲、可感的“人”,文明时代的思想特征、阶级意识、伦理道德意识等自然融入其中。人们在故事中叙述人间的爱情,表现世态的炎凉,寄予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使这个故事根植于中国文化,被深深地打上了传统文化的烙印,也因此拥有了超越时空的生命力。

  胡安莲认为,牛郎织女传说的文化意蕴主要体现在:其一,牛郎织女是通过老牛的撮合而结合的,但后来又被王母娘娘拆散,被一道银河阻隔,最终在二人不懈的努力下,每年七月初七可以见上一面,以叙衷肠。这就蕴含了中国封建时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讲究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和婚姻特点。织女是金枝玉叶,而牛郎是穷小子一个,他们的婚姻虽然被拆散,但二人最后可在七月初七见面,是一种超越门第出身、金钱权力,没有朝三暮四,只有忠贞不渝的爱情,使这个传说具有了一道闪亮的光辉。其二,这则神话传说大力宣扬人性,歌颂人间真情,鞭挞人情中的炎凉。所以老牛成了歌颂的对象,它的助人为乐、成人之美、任劳任怨的品德在传说中被大大渲染凸现出来。而牛郎哥、嫂则成了批判的对象。其三,故事中的牛郎是一位憨厚淳朴善良的人,表明传统文化中对做人的基本要求,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而织女则是千百万中国勤劳、善良的女性代表,他们的结合组成了一个男耕女织的家庭,自给自足,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基本家庭模式和家庭生活的缩影。其四,牛郎织女二人婚后生下一双儿女,可谓儿女双全,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大体现。(首席记者郭启朝姚伟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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